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一個現象：

身邊的中小學越來越多地變成了“某某教育集團附屬學校”？

一副“做大做強、再創輝煌”的樣子。

可以說，這背后有教育領域正在下的一盤大棋，但事實情況其實遠比我們所看到的更復雜。

今天我們聊聊這件事。

集團化蔓延

河北的保定市到北京的直線距離大約是140公里。

保定的文化很發達，三百多年直隸總督署在這里，古代文人眾多，1896年誕生了直隸省（河北省）第一所新式小學堂——保定蒙養學堂。

100多年后，這所學堂的名字叫“河北保定師范附屬學校”，簡稱“保師附校”。

保定市再往西140公里，就進到了峰巒疊嶂的太行山區。

2017年4月，保師附校將貧困地區阜平縣的龍泉關學校、白河學校、阜東小學納入集團化管理。

正是在這個月，保師附校教育集團正式成立，集團轄市區內三所分校，地市內阜平、淶水、順平、雄安新區七所分校。

在很多人還沒搞明白“教育集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時候，它就以越來越快的速度在漫延了。

比如在北京，一個朝陽區就已經組建21個中小學教育集團，實現了公辦中小學資源全覆蓋。

海淀區是北京市基礎教育階段規模最大的區，全區有中小學178所，幼兒園223所，中小幼職在校生超過41萬人。

到今年年初，海淀區已形成42個教育集團、覆蓋近150所中小學，全區中小學生實現全部在集團校或優質學校、特色學校就讀。

海淀區設立集團化辦學專項支持經費，每年將拿出2億多專項資金支持集團化發展。

大背景是北京市教委在2018年發布《關于推進中小學集團化辦學的指導意見》，明確鼓勵中小學跨區集團化辦學。

就在上個月，廣東省教育廳公示了第一批廣東省優質基礎教育集團名單，總共70個，其中來自深圳的教育集團就有18個之多。

放眼到全國，教育部在今年年初的新聞發布會上介紹2023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基本情況，其中就提到，全國共有1.6萬個義務教育階段教育集團和1.5萬個城鄉學校共同體。

教育集團化辦學，似乎成了勢不可擋的潮流，究竟有怎樣的背景和內涵？

先解決有沒有的問題

1999年，張藝謀的電影《一個都不能少》上映。

這部作品，讓張藝謀斬獲國內外電影大獎，也引發全社會對農村教育的關注。

故事講述了在河北貧困農村里，水泉小學的高老師要回家看望病重的母親，十三歲的女孩魏敏芝被田村長從鄰村找來代一個月課。

高老師千叮嚀萬囑咐，只有一個要求，就是讓魏敏芝每天準確點清人數，一個都不能少，等他回來。

不料學生張慧科為了掙錢給家里還債，跑進城里打工了。

魏敏芝得知情況后，獨自一人踏 上了進城尋人之路。

是的，一個都不能少。

從1980年到2000年，國家對教育的發展有一個基本的認定，叫作“窮國辦大教育”。

那時的工作目標只有兩件事——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簡稱“兩基”任務。

史詩級的事業真的不容易，彼時政府的財力照顧不到所有的學校。

用很多地方校長總結的話來講就是：“城市教育政府辦，農村教育農民自己辦。”

1980年代，農民基本都要繳納一項“教育費附加”，錢上交到村里，只是用來給“村小”聘請民辦教師。

很多村小就是在這個階段興辦起來的，農民家里有錢就出錢，有力就出力，算是讓農村的基礎教育勉強沒落下。

公元2001年1月1日，中國宣布實現了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和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的戰略目標。

當然，教育水平參差不齊的程度難以想象，但只能先集中精力解決“有沒有”的問題。

其實一直到現在，“控輟保學”都是教育界第一政治任務，也就是要保證每一個義務教育階段的適齡兒童，必須人人都要上學，不能有一個輟學的。

高中階段的學生要求是不能有因貧困原因、上不起學而輟學的。

集團化之后的保師附校教育集團龍泉關分校執行校長楊俊芳，上任后第一件事，也還是要去走遍每一條溝，每一個村，到每一個建檔立卡的學生家里家訪，也是出于這個要求——600多個孩子，一個都不能少。

1986年通過的《義務教育法》明確規定了義務教育的分級管理體系。

2001年國務院頒布的《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要求義務教育“實行在國務院領導下，由地方政府負責、分級管理、以縣為主的體制”。

這使得縣一級政府作為基礎教育管理的責任主體、資源中心得以確定。

這里要提下大背景。

到2023年，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95.7%，比上年提高0.2個百分點。有沒有的問題，基本是解決了。

但還有好不好的期待

隨著國家整體實力和社會富裕程度的提升，新的教育目標變成“大國辦強教育”。

還是縣級政府扛大梁，但在差距巨大的縣域經濟面前，雖然都是縣級單位，但山里的阜平和江邊的昆山比起來，不能說是差距很大吧，至少也是天壤之別。

距離省會石家莊直線只有95公里的阜平山區縣城，2023年地區生產總值只有64.1億元，排全省倒數前5，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29101元，農村方面只有14436元。

過去，中小學校中不論是老師還是學生，還是軟件系統、教學方式，基本上沒有跨區域流動的。

當一縣之內無法滿足人們對優質基礎教育的需求時，縣域之間、縣市之間甚至跨省的行政轄區之間，演變成內部競爭市場，上演“人往高處走”的戲碼。

太行山里的人，根本擋不住旁邊城市的虹吸。

再舉個例子，北大教育學院副教授林小英在調研時發現，某地處發達省份但縣里經濟相對落后的P縣中學，生源大部分來自農村，可市里高中和外地的民辦學校不斷從P縣吸納優質初中畢業生生源，讓P縣師生集體流失，常住人口進而跟著出走。

2016年，P縣中考前100名學生中僅有15人留在本縣就讀高中。

這就成了一個嚴重的民生問題。

公立教育的集團化制度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誕生的，就是要解決教育不均衡，解決“好不好”的問題。

所謂集團化辦學，主要是靠行政力量的推動，兼顧雙方學校的意愿，將一所名校和若干所學校組成學校共同體（名校集團）的辦學體制。

特點是以名校為龍頭，在教育理念、學校管理、教育科研、信息技術、教育評價、校產管理等方面統一管理，實現管理、師資、設備等優質教育資源的共享。

目標就是促進優質均衡、實現共同發展、堅持資源共享和激發辦學活力等。

某種程度上有點像日本的“老師輪崗制度”。

當年也是為了解決城鄉教育發展不均衡，日本政府讓中小學教師不會在一個地方待太久。

到20世紀末，他們中小學教師每年的流動率接近20%，同一行政區域內流動的教師占55%左右，在偏遠地區與發達地區之間雙向流動的教師占18%左右。

根據日本文部科學省的統計，平均而言日本教師大概每6年流動一次，而校長的流動較為頻繁，每所學校3～5年就更換一次校長。

這使得日本人對教育質量差異方面的擔憂，似乎不那么嚴重了。

反過來看咱們。

北京的《指導意見》也明確提到，落實京津冀協同發展國家戰略，積極有序支持優質教育資源到津冀等地區開展集團化辦學。

截止到2024年9月，河北省已經引入246所京津優質中小學幼兒園與該省370所學校開展跨省辦學合作，5所部屬院校對口幫扶該省10所縣域高中。

另外，河北先后組織250名中小學校長教師到京津優質學校跟崗學習。

京津冀部分學校合作信息

這樣的事情，做了就比不做強。

今年3月份教育部的新聞發布會上，重慶市九龍坡區謝家灣教育集團總校長劉希婭提到一個重點。

他們在國家級貧困縣重慶市豐都縣辦了一所小學，全方位地輸出了謝家灣學校的課程、管理和教育教學理念。

一年多后，家長及社會各界滿意率達100%，豐都縣教育的民調滿意度在重慶市提升了26個位次，人口流失率降低了70%。

沒錯，人口是一切發展的根本，是弱勢地方政府積極擁抱名校集團的關鍵原因。

還有集團化的民辦高中

不過，高中階段就有些特殊了，因為它不是義務教育階段，有著完全不同的邏輯。

2021年修訂實施的《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更加清晰地劃定了營利性和非營利性民辦教育的邊界，對各類民辦教育加強了嚴格的分類管理。

以營利為目的的企業辦學，就完全不能碰義務教育系統了。

相比K9義務教育階段，高中距離監管更遠，距離資本更近。

因為沒有《義務教育法》的強力保障，高中的辦學水準純粹依賴縣域經濟條件，不同地區的財政資源投入差別比義務教育更是懸殊得可怕。

但在事情的另一面，因為高中少了硬約束，社會化辦學、公立民辦、資本入局等方式也就應運而生。

在強勁的多元升學需求下，高中學校集團化的背后，是對高考績效的追求和產業化的驅動。

這是不同于義務教育階段的另一種景象。

高中通常是一縣之內最高學府，又被當作升讀大學的過渡和預備，極容易用高考升學率來證明品牌實力，爭取上級資源，保證合作履約。

最著名的就是衡水中學。

衡水中學始建于1951年，公辦性質，是“衡水模式”的主要締造者。

衡水第一中學在2014年8月正式使用，是由衡水中學與河北泰華錦業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合作投建的民辦高中，現在叫做“衡水泰華中學”。

雖然《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規定“（義務教育外）其他公辦學校不得舉辦或者參與舉辦營利性民辦學校”，但因為“衡水模式”名氣太大，在外界看來他們兩家似乎是一回事，他們在各地開的民辦分校也是一回事——都是“衡水模式”的翻版。

另一個是已經成功資本化的例子，是起源于四川瀘州，2018年就登陸港股的天立國際控股公司。

2020年時，這家民辦教育公司就已經實現收入12.98億元、歸母凈利潤3.79億元，創上市以來新高，其中K12學校學費、住宿費是核心創收來源，合計運營著K12學校32所、學生人數超5.7萬人。

2021年《民促法》及《實施條例》落地后，K9板塊不能通過關聯交易形式并入上市公司，這家公司就把小初學校從財務報表中剝離，重點開拓營利性高中教育。

2023財年，天立實現收入23.03億元，歸母凈利潤3.34億元。

公司創始團隊同樣也是地產背景，是從地產切入教育賽道，順理成章。

妥妥一門好生意。

根據國信證券的分析，民辦高中學校行業體現出玩家眾多、格局分散、長尾效應明顯的特點。

在證券分析師的眼里，中國高中入讀適齡人群未來5-10年還會繼續走高，得益于市場規模體量龐大，龍頭公司在細分賽道上有錯位，競爭比較溫和，遠沒有進入存量競爭階段，發展空間還很大。

基礎教育各階段適齡人口數量（萬人）

這幾年來，我們也都有過這樣的感受：單純從算賬的角度來看，只要某個階段的教育事業能搞成產業，還是很受企業資本所追捧的。

瀘州天立高中招生簡章中，學費+住宿費約為3萬元，考慮物價的變化，資本市場還預測了每年約5%增速。

所以，民辦高中本來服務的就是有需要的家庭客戶，這樣的家庭，至少在心態上對教育的要求更高。

教育公司估值表 東吳證券，2024年2月總結

硬幣的兩面

這幾年全社會對教育的討論非常多。

調研發現，有些地區操之過急，教育集團化帶來了發展目標單一、教育理念同質化、消滅了傳統和嚴重的教育內卷等問題，還有的名校只是形式上的集團化，管理缺失，并沒有真正把先進理念帶到弱勢地區。

近期的社會事件也讓人擔憂，把學校食堂的問題歸咎于民辦教育的資本逐利，其實也沒有觸及本質。

優質的民辦教育其實不應該被簡單地否定。

在世界范圍內，私立學校提供高質量服務同時獲取營收回報，本質上都不是問題，重要的可能還是事前的規則確定和嚴密的監管體系。

我們這樣大的一個國家，內部不只有經濟因素的差異，還有思想觀念、歷史傳統、民俗文化、治理水平等等的不同。

新中國成立75年了，我們已經努力實現了“人人有學上”，但對“人人上好學”的追求可能會一直在路上。

我們既不能不顧歷史談未來，也不能拋開代價講收益。

不管是義務教育階段還是非義務教育階段，背景和現實遠比我們看到的要復雜。